（3）程序轻微违法且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

[21] 但也有德国学者因此指出, 对主观公权利法律依赖性的强调也使主观公权利与其思想基础相互分离, 并在最初沦为立法者的处置对象。[25]最后，在上述三项概念要素中，颇具争议却延续最久的就是保护规范。

这一理论所强调的，通过回溯客观法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并借由法解释技术来探求主观公权利的方法，也为争议已久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范围框定问题提供了扎实牢靠的实证法基础。[28] 参见注 (14) , 第13页。相对于布勒将保护公民财产和自由的基本权利毫无疑虑地归于公民的主观公权利，阿斯曼却认为，基本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对一般法中是否包含主观公权利予以限定和澄清。但法律权能或是意志能力过于抽象，其在适用过程中被逐渐简化为司法保护，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能。俞杰与海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二审行政裁定书, (2017) 苏06行终582号。

但从当下的我国而言，过分严苛适用保护规范恐怕并非值得鼓励。也正是通过上述意涵要素，保护规范理论提供给司法审判者一种相对稳固但弹性的判定基准，一方面它能够框定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法益探求的思考脉络和判定步骤，不致使这一问题成为毫无缘由的主观揣测和个案创造。宗教与政治无疑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中也不乏宗教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甚至宗教直接异化为政治权力、居于世俗权力之上的现实，也常有统治集团试图通过宗教来为自身的统治和政治行为进行合法化论证、或者把宗教作为进行政治整合的统治意识形态。

至于高利贷，更是压在当时西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当时旧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机关都放高利贷，大小寺庙、贵族也都放高利贷，而且旧西藏地方政府把放债、收息列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并制定相关措施，从而使这种高利贷实际上具有强迫性，往往贷给整个谿卡，不愿贷也得贷，而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则占了三大寺年收入的25%至30%。尽管关于现代政治体制可能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达成共识的：即强调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民身份属性、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地位。这里面最典型的体现即是美国宪法中对于政教分离的提倡即是源于当初清教徒因为政教不分而饱受宗教迫害的切肤之痛。1959年，西藏工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政权的指示，强调我国的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所以，上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农奴群众直接支援和参加下进行的平叛斗争，是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主权彰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统一的必然要求，也如同林肯当年下令平定南部奴隶主叛乱一样，是一场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政治体制与强调少数僧侣、贵族利益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之间的正义之争。但只要是本着中立、客观研究立场的严肃的藏学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以僧侣、贵族为统治力量核心、以封建农奴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体制。

当年林肯最初也是考虑到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和平稳定，而不愿意以武力消灭奴隶制，但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们却罔顾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制宪者的训诫，为了维护奴隶制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而悍然发动叛乱，引发美国宪法史上的分裂之家危机，林肯政府果断平叛、解放黑奴，则终于使广大黑奴和美国政治体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而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后完善的小学、初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确立，以及西藏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也足以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广大西藏人民的受教育权等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切实、充分的保障。也正因为如此，不符合现代政治体制之民主政治体制要求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必然需要进行变革，只是关于变革的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有别而已，事实上中央政府对此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耐心，希望旧西藏地方政府能够认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认清楚世界政治发展中自由、民主、法治的大势所趋，自动进行改革，将西藏旧有的僧侣、贵族的神权专制改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政治体制。原载《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藏民主改革 政教分离 现代政治 。

因此，在清末西藏新政中，张荫棠即试图对旧西藏这种前现代的政治体制加以改造，其向朝廷呈交的《治藏办法》中，认为治藏必须收回治权，而收回治权首在废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在政治上的权威，将其权威限定于宗教事务，可对达赖、班禅拟请赏加封号，优给厚糈，专理黄红教事务，尊为藏中教主。在现代社会，教育往往被视为一种增加人力资本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教育，之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受教育权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并被写进了世界各国宪法，而在二战之后，受教育权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进入到国际法领域，成为《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在旧西藏神权统治的地方政权结束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所获得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也足以说明：宗教平等、教派平等、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充分享有，是以政教分离这一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和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旧西藏噶厦政府强行加在广大西藏人民身上的繁重的乌拉差役，实际上也是一种强制劳役，同样是对西藏人民人身自由的一种侵犯，乌拉，分内差和外差，有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很早以前规定下来的，有的是根据需要临时摊派的，种类繁多，任务繁重。

至于政治参与权，更是无从谈起。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

强调一个政权（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在旧西藏，少数僧侣、贵族阶层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享有特权，甚至在法律实施和刑罚处罚方面，旧西藏的法典也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同样是杀人，如果杀死一个上等上级的人，如贵族、活佛等，赔偿的命价，需要与尸体同等重量的金子。

在具体政治运作中，民主政治或者说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则主要有：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立法权应当属于人民。格鲁派寺院也大都拥有自己的寺属庄园和属民，拥有自行管理寺院庄园和属民的权力。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另外，这三大领主之间，本身也是一种互相渗透的权力共生关系，如一些大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而将后代送往寺庙，大活佛的亲属则被册封为贵族，而噶厦政府的官员晋升，无论是僧官还是俗官，如一些藏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往往有密谋和贿赂的余地，最重要的贵族家庭的俗官或者贵族出身的僧官都能受到优先待遇。公民失去了人身自由，其他权利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而在天主教曾经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的法国，教士们享受的特权本身即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法国人民无法忍受的一种象征，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进程中广大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夺回被教会侵占的土地和财产的现实，也促使制宪会议开始着手从宪法体制上解决宗教问题，随后通过了废除教士们的征收什一税特权、教会财产由国家处理的制宪会议法令，而政教分离原则，也成为法国宪法史中被贯彻得非常彻底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此，渴望早日获得平等的公民地位、获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的广大西藏人民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很快投入到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洪流之中，使平叛成为了一场改造旧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的斗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遑论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更谈不上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会议指出： 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当尽快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现在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已经有可能在实行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的同时，在西藏良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和藏族人民的自卫武装，并且开始执行自治职权。世界上很多国家宪法均在序言或者正文中对人民主权原则加以再三强调，如美国宪法序言和德意志宪法序言中开头对于合众国人民、德意志人民之制宪权行使的强调，即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个典型体现。

这也说明，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项指标：人民主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教分离。而南京国民政府在蒙藏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公布的这个可被视为国民政府治理西藏整体思路体现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也包含了废除奴隶制度这一内容，就是因为西藏地区的农奴制本质上和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公民平等、公民权利彰显的要求是不相容的。

面对西方国家在所谓西藏问题中诸如人权、宗教自由等话语的指责，我们也有必要针锋相对的运用上述他们所理解、所提倡的话语模式给出反驳，从而为在西藏问题中进一步争取话语主导权奠定基础。另一种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发表见解表达意愿的自由，即表达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上述宪法言说，均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旨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社会主义立国，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属性，将公民政治地位的彰显、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也由此更能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之于西藏人民在人身解放、生存发展、政治参与等全方位权利彰显上的重大意义，以及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本身旨在实现一个从少数僧侣专制到广泛的人民民主、从农奴制到人权彰显、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努力的性质所在。

而广大西藏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参与权、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则是到了民主改革之后。但西藏少数部分僧、俗上层却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式的农奴制、神权制传统中，并试图通过发动武装叛乱来维护这种前现代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而在封建皇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下，人民只是被动的臣民或者沉默的信众，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官僚、僧侣手中，而非人民手中。上述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发展，但却在具体执行中受到了僧侣、贵族们的多方阻挠，同时由于改革本身触动了僧侣、贵族的利益而导致十三世达赖与高级僧侣、大贵族关系的紧张。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而妇女权益保障，也同样是世界各国宪法和相关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在奴隶制下，女性农奴被农奴主强暴、或者转卖、抵债都层出不穷，这无疑是当时农奴主对西藏妇女权益的侵犯、践踏的一个真实写照。杀人赔偿命价律中妇女的赔命价相当于草绳一根，另外在旧西藏的法律中，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基本处于被忽视乃至被奴役的地位，妇女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定其归属，可以被当作礼品赠于他人。而人民主权（非君主主权或是神邸主权），则是现代宪法的首要原则，何谓人民主权，简而言之即是主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而是属于人民全体，因为是人民共同体意志的体现，政府、国家权力的产生均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

政教分离：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 在西方国家少数政客的西藏问题话语中，西藏问题被化约为一个人权问题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但是他们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旧西藏的地方政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而是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赖以行使和得以保障的必备前提——政教分离问题。因此，就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这一话题本身，我们除了可以用农奴主与农奴对立这一阶级话语进行分析，也可以用国家政治制度统一、人民当家作主、人权、政教分离等等现代政治话语进行分析。

而只有改变政教合一体制下某一教派借助中央政府势力独大的情况，各教派才会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公民也会获得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因此，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超越了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国情差异的宪法学界关于现代宪法基本原则的通说中，即包含有人民主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教分离这几项内容。

因此，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少数僧侣、贵族掌握地方政治权力、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丧失人身自由、政教合一的一种前现代政治体制，而远非一个没有纷争、人民过着宁静美好的生活的所谓香格里拉。妇女、老人、儿童等主体的权益保障，在宪法学理论中被视为特殊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另外男女平等，本身也是平等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之首要权利的一种体现，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八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